鄭衍芬(1893.12.1-1979.2.9),物理學家、教育家、九三學社早期領導者。曾任重慶大學教務長、四川大學物理系主任,上世紀50年代任九三學社成都支社副主任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等職。
照片來源于1952年7月《西南區高等學校教職員履歷表》
鄭衍芬時任重慶大學理學院物理系教授(四川大學檔案館藏)
鄭衍芬,號涵清,1893年12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縣(現屬寧波市)。9歲喪母,因其父在鄰縣余姚工作,由長兄及叔母照顧。1905年入慈溪縣中城小學讀書,兩年后升入慈湖中學。1910年轉學到寧波中學。1913年春,入蘇州江蘇醫專預科讀書。因病休學半年后,于1914年春轉到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后回中城小學任教一年。
1915年鄭衍芬考取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數理化部,1919年畢業,成績優秀而留校任助教,后升任講師。1925年8月,到河南開封中州大學物理系任教員。1926年2月,回寧波省立第四中學任教員兼教務主任。
1926年8月至1929年7月,鄭衍芬在清華大學物理系任教員,當時物理系有教授梅貽琦(時任教務長)、葉企孫(1898.7-1977.1.13,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教育家)、吳有訓(1897.4-1977.11.30,江西高安人,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5年學部委員)等,與趙忠堯(1902.6.27-1998.5.28,浙江諸暨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施汝為(1901.11-1983.1.8,物理學家,1955年學部委員)等同事。鄭衍芬的主要工作是指導學生做光學實驗,并和葉企孫合編《初等物理實驗》,于1929年9月初出版,1930年后曾在清華大學物理系公開出售。該書是為進入清華大學的學生補高中物理課而編寫的教材,其“材料之選擇分配力求實用與均勻,文字之確實明顯,尤使讀者易解其義”。書中共有40個實驗,采用的儀器簡單價廉,并可以自制;每個實驗畫有表格,供學生做實驗后填入記錄;還提出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供學生思考,并可在空白處書寫答案。這一教材將實驗講義和實驗報告結合在一起,很使讀者方便實用。
1926年4月,清華大學物理系建系初期員工合影,攝于科學館大門口
前排左起:鄭衍芬、梅貽琦、葉企孫、賈連亨、蕭文玉;
后排左起:施如為、閻裕昌、王平安、趙忠堯、王霖澤
(照片來自于閻裕昌烈士之孫閻祿德捐贈給清華大學檔案館的珍藏)
1929年8月至1934年7月,鄭衍芬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初赴美國時得到了趙忠堯和胡剛復(1892.3.24-1966.2.19,江蘇無錫人,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事業奠基人之一)的學費資助,1930年至1932年受到中美文化基金的補助,1933年春到1934年秋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的補助才得以完成學業。鄭衍芬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厚靶產生的X射線的偏振》,其主要內容發表在1934年8月的《物理評論》上。他采用90°散射法和雙金屬(Nb和Mo、Rh和Pd、Ta和W)箔濾波器,對鎢、銅、鋁靶電壓在20年至100千伏時產生的不同波長的X射線連續譜的偏振度進行了系統的測量和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前人關于連續譜偏振度隨電壓降低而增大和連續譜偏振度隨波長減小而增大的關系。此外,還定量地證明:(1)從上述三種靶產生的連續譜外推到短波極限時,偏振度都接近100%;(2)波長一定時,低原子序數靶產生的X射線偏振度高。該文澄清了當時關于X射線偏振實驗的一些分歧,對X射線譜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鄭衍芬于1952年填寫的《高等學校教師登記表》(四川大學檔案館藏)
在美留學期間,鄭衍芬是籌建“中國鐵社”的人員之一。據我國著名的化學家、教育家劉云浦(1902.7.31-1994.8.4,江蘇人,天津大學化學系的創建者之一)的回憶,當時他們在美留學生得知日本帝國主義大勢入侵,國內飽受戰爭蹂躪,華夏遍地瘡痍,他們愛國救國激情群起,劉云浦、鄭衍芬、丁緒寶(1894-1991,物理教育家,安徽阜陽人)、何增祿(1898.8.13-1979.5.12,物理學家、教育家)、吳學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學家,1955年學部委員,九三學社社員)、袁翰青(1905-1994,江蘇通州人,有機化學家、化學史家和化學教育家,1955年學部委員,九三學社社員)、周同慶(1907.12-1989.2.13,江蘇昆山人,物理學家,1955年學部委員,九三學社社員)等人籌建“中國鐵社”,準備將為數不多的每月費用的1/3到1/2捐助并鼓勵留學生,寄希望于他們學好本領、保家衛國。雖后來“中國鐵社”因故未成立,但這些做法表現了他們強烈的愛國思想。
1934年8月至1935年7月,鄭衍芬任浙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8月至1938年7月,鄭衍芬在上海大同大學物理系任中英庚款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同時兼同濟大學物理系教授。根據山東大學物理學院院史記載,在此期間,受國立山東大學物理系主任王恒守先生(1902-1981,浙江海寧人,九三學社社員)之聘,鄭衍芬和任之恭(1906-1995,美籍愛國物理學家)、王淦昌(1907.5-1998.12,九三社員,兩彈元勛)、何增祿、李珩(1898.1-1989.8,成都人,天文學家)、方光圻(1898-1968,江蘇人,物理學家、光學家)、吳敬寰等執教山東大學。
根據鄭衍芬個人檔案和趙忠堯的回憶錄記載,鄭衍芬是“長城牌”鉛筆廠的創建者之一。在上海期間,鄭、趙聯合葉企孫、張大煜(1906.1-1989.2.20,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化學家)、施汝為、張季言(1897-1957)等發起創建長城鉛筆廠,鄭衍芬說“目的在提倡真正的國貨”。據趙忠堯回憶,他們這些歸國博士在大學里除科研教學外,日夜苦思焦慮,想找出一條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國道路,諸如科學救國、平民教育、工業救國、實業救國等,多方考察后最終大家決定拿出自己工資的積余,并在朋友中征集了一些資金,開辦鉛筆廠。當時中國的工業極其落后,即使像鉛筆這樣簡單的產品也需要從國外購入鉛芯等半成品,然后在國內加工成成品。鄭衍芬在1952年的個人檔案中關于長城鉛筆廠的記載是這樣的:“我加入500元的股款,分兩次繳納。創設不久抗戰起來了,上海淪陷,該廠未內遷,賴一部分同志勉強維持??谷諔馉巹倮?,略加擴充……”趙忠堯在《我的回憶》中寫到:“解放后,這個廠改建成‘中國鉛筆廠’,50年代,‘長城牌’鉛筆改名為‘中華牌’,工廠也得到很大發展。這樣,三十年代開始生產的‘長城牌’鉛筆總算沒有中途夭折?!?/p>
(鄭衍芬1952年的個人檔案關于長城鉛筆廠的記載,四川大學檔案館藏)
長城鉛筆廠的廣告(圖片來自于網絡)
抗日戰爭爆發后,高等學校紛紛內遷。鄭衍芬于1938年8月作為中英庚款講座教授到四川大學物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兩年。1938年12月,國民政府任命程天放(1899-1967)為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雖擔任過駐德國大使和安徽省教育廳廳長等職,但其素無業績,遭到四川大學教授們及社會輿論的普遍反對。鄭衍芬出于義憤,兩次在朱光潛等教授發起的拒程宣言上簽了名。后反程失敗,1939年,程天放借疏散為名將四川大學搬到峨眉。1940年8月,鄭衍芬辭去物理系主任職務,只任教授。
鄭衍芬長期從事物理教學和高等學校教務管理工作,培養了一大批物理領域的科技人才和師資。從1938年8月踏足四川此后的41年間,他一直在四川省從事物理教學事業,對四川省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1年至1949年,鄭衍芬任重慶大學物理系教授兼教務長,中國物理學會重慶地區負責人。1941年,重慶大學鬧學潮趕走了校長,教育部任命張洪沅(1902-1992.12.28,成都人,化學工程學家、教育家,九三學社社員)為整理委員會主任,鄭衍芬等4人為委員,半年后張洪沅被任命為校長,鄭衍芬被任命為教務長。此時,校內斗爭尖銳,關系復雜,但他公正廉潔,作風嚴謹,小心謹慎,把教學工作處理得有條不紊,還常協助總務部門做好工作,以便更好地穩定教學秩序。由于他在工作中能為他人著想,所以在重慶大學師生員工中很有威望。當時從南京內遷的國立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同在沙坪壩,兩校物理系經常聯合召開報告會和討論會,由兩校教授輪流主持,鄭衍芬是組織者和積極參加者。
1948級重慶大學化學工程系師生合影,前排左五:鄭衍芬,左四:張洪沅校長,三排左五:古大田(合影為九三川大二支社古大田教授所藏,其次女古吉群提供給四川大學檔案館珍藏)
鄭衍芬是中國物理學會、重慶和成都的物理學會的奠基人。他在擔任繁忙的重慶大學教務長的同時,熱心中國物理學會諸多事宜。1941年至1943年他是物理學會12名理事之一,并且是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由于抗戰期間內遷單位分散、交通不便,第10、11次年會分為6區進行。鄭衍芬等4人是重慶區籌備會負責人。1942年12月20至21日,第10次中國物理學會年會的重慶區分會在重慶大學舉行,鄭衍芬擔任會議主席。物理學家、教育家嚴濟慈(1901.1.23-1996.11.2,九三學社社員)專程從昆明到重慶,和李珩聯名在會上作了《二十年來中國物理學之進展及中國物理學會》的演講,同時還舉行了牛頓300年誕辰紀念會。1943年,昆明、重慶、西川三區按物理學會章程成立了分會,重慶分會干事為鄭衍芬、施士元(1908.3-2007.9.28,物理學家)、周同慶。1943年11月28至29日在重慶大學和中央大學召開了第11次年會重慶區分會,鄭衍芬繼續擔任會議主席。1951年8月,鄭衍芬在中國物理學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回川后他積極組建了重慶和成都的物理學會,組織并開展活動。鄭衍芬還是中國科學社成員,曾任《科學》雜志編委。
在重慶,當吳有訓擔任中央大學校長時,鄭衍芬于1942年8月至1945年7月兼任中央大學教授,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又兼任中央大學校長秘書室主任。1946年中央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吳有訓曾邀鄭衍芬東下,因重慶大學許多事務牽扯和重慶大學張洪沅校長的竭力挽留,他決定留下。在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仍兼任中央大學留渝辦事處主任,處理中央大學未了事務。
鄭衍芬在1946年9月至1949年7月,兼任內遷的測量學校、兵工學校、中央工業??茖W校和四川教育學院的物理教授,當時師資匱乏,哪里有需要他都盡力而為,為國家的物理教學和技能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
1949年上半年,重慶的白色恐怖嚴重。當重慶大學的張洪沅校長獲悉有十幾名進步學生上了“黑名單”時,悄悄告訴了鄭衍芬。他聽后立即去這些學生所在系的系主任家,請他們轉告這些學生盡快離校躲避,沒有一個學生被捕。
鄭衍芬1952年個人檔案的工作經歷(四川大學檔案館藏)
1949年8月,鄭衍芬應“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邀請,赴英、法、瑞士等國參觀訪問。鄭衍芬在英國參觀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C.F.鮑威爾(Powell)的實驗室后,認為用核乳膠進行核物理實驗研究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向,在西南地區有條件開展。他先在教研室作“照相乳膠用于核子物理的概況”的報告。1957年又在全??茖W討論會物理分會上作“用照相乳膠研究介子的概況”的報告,并指導青年教師開展了一些初步工作。到了1970年代,他的學生、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的物理教師參加了建設世界最高的西藏甘巴拉山宇宙線高山乳膠室,實驗開展超高能核作用現象的研究,研究成果曾獲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
1949年,還在國外訪問的鄭衍芬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訊后,他懷著異常興奮的心情,于1950年2月回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希望他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經重慶大學力爭,他感到西南地區更需要他,仍回到重慶大學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兼教務長、物理系教授。
鄭衍芬在1950年代初期參與代管和移送了新中國第一臺進口電子顯微鏡。在2019年11月由中科院組織編寫的《定格在記憶中的光輝70年,獻給中國科學院70周年華誕》正式發布,其中《新中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運輸紀實》一文中記錄了鄭衍芬代為保管和運輸電鏡的事情。文中提到的這臺電鏡購置于解放前,在經費異常緊張的情況下斥巨資購買,可見其貴重。這臺電鏡產自英國Metropolitan-Vickers,屬于原重慶電波研究所。設備包裝完整,存放在西南財經委員會。1950年12月,政務院決定將其交給中科院使用。1950年12月20日,中科院先與重慶大學物理系鄭衍芬主任聯系,委托他代為接收保管。鄭衍芬曾致函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嚴濟慈,報告他所了解的該電鏡產品信息,并告知電波研究所名叫孫文海的技術人員曾赴英國專門學習過該儀器,目前孫文海在北京,可就近聯系。1951年3月21日,中科院院長辦公會決定將這臺電鏡運到北京交給近代物理所、應用物理所管理。1951年4月30日,經過周密準備,載有珍貴電鏡的民航專機由重慶飛抵北京,所有部件共裝入18只木箱,另有1箱說明書及裝箱清單,總重量2068公斤。在鄭衍芬的一生中,也許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歷史的紀實反映出了鄭衍芬在業界的影響力和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
1950年至1952年這段時間,四川大學物理系有十幾位教師應聘北上,因教師短缺,請求重慶大學支援。鄭衍芬于1952年10月來到四川大學,他婉言謝絕一切行政職務,集中精力于教學和科研。他應邀參加全國有關教學會議,把會議精神帶回,指導物理系的教學改革。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之后,鄭衍芬參加了高等教育部制訂物理系新教學計劃的青島會議,帶回兩種教學計劃(甲類計劃是高等教育部要求的,乙類計劃是學校條件還不具備的過渡性計劃)。他積極推進新教學計劃的實施,使四川大學成為較早按高等教育部要求,系統開設4門基礎理論物理課程的高校之一。他親自講授“熱力學與統計物理學”,從1953年起,連續講授三年,在國內較早編寫了這門課的講義。
鄭衍芬雖然很忙,仍承擔近代物理、電磁理論、熱學等課程的講授。他還很關心中學物理教育。當時中學教材,特別是實驗教材很缺,他將20年代末與葉企孫合編的《初等物理實驗》第一版重印,以應當時的教學急需。
鄭衍芬有淵博的學識,但仍虛心吸取各家所長,并運用自己在專業領域的人脈竭力為學校培養人才。他曾主動與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熱力學統計物理研究開拓者王竹溪(1911.6.7-1983.1.30,湖北公安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九三學社社員)討論熱力學統計物理課的改革與提高問題,參考并在后來采用王竹溪的教材。他還派助教去北京大學向王竹溪請教,吸取他們的經驗,同時搜集核物理學家盧鶴紱(1914.6.7-1997.2.13,中國科學院院士。九三學社社員)等其他專家所編寫的講義,集思廣益進行教學指導,提高專業教學水平和質量。
鄭衍芬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極為關心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成長。傳授知識毫無保留,解答問題十分耐心,誨人不倦,治學嚴謹,并以身作則。他不僅熱心指導青年教師,還介紹他們去向他熟識的物理學前輩如王竹溪、王淦昌、何澤慧(1914.3-2011.6.20,女,蘇州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嚴濟慈、葉蘊理(1904-1984)、周世勛(1921-2002)等教授求教。
鄭衍芬對教學認真負責,備課認真,講稿寫得工整仔細,并征詢和記錄學生的反映,每年都重寫講稿。在1956年12月對鄭衍芬的個人調查檔案中記錄他“1952年院系調整到川大后,對工作一貫積極負責。一人開兩個班的課,還出席指導實驗,為學生寫復習提綱,工作量很重仍任勞任怨,學生對他甚為尊重?!薄巴砩辖洺湔n到12點,對新生事物的培養也有一定的認識?!彪m然社會活動和教學行政工作較多,但每次備課絕不馬虎。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在身體不適時也堅持按時上課。
鄭衍芬是九三學社成都組織的早期領導者。1951年9月,鄭衍芬在重慶大學時經謝立惠(1907-1997)教授介紹加入了九三學社。1952年院系大調整時期重慶部分九三社員調到了成都和瀘州化學工業學校,當時九三社員分散在好幾個高校和其他單位,于1953年1月9日正式成立九三學社重慶分社成都小組,以鄭衍芬、馮繼志(女)為召集人。1954年9月12日,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籌委會成立,柯召(1910.4.12-2002.11.8,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四川大學原校長)任主任委員,文藻青、鄭衍芬任副主任委員。1955年11月,九三學社成都分社選舉鄭衍芬、童舒培等為出席九三學社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1956年2月9日至2月16日,鄭衍芬當選為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56年5月的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第一屆委員會,1958年10月的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第二屆委員會,1962年1月的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第三屆委員會,鄭衍芬都當選為副主任委員。1958年12月,再次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1957年11月對鄭衍芬的個人調查檔案中是這樣記述他的九三社務工作的:“鄭是成都市九三學社副主任委員,對社里的工作比較熱心,特別是關心發展組織……比較重視和熱心社會活動,只要與其教課不沖突,總是樂意參加?!?/p>
1956年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第一屆社員大會合影
(前排左一為鄭衍芬、左五為徐僖)
鄭衍芬在物理學界的聲望高,四川大學領導于1959年再次請他擔任物理系系主任。1962年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加重了鄭衍芬系主任工作的擔子。當時物理系學生近千人,教職員200多人,10個教研組,5個專門組,鄭衍芬工作上有條不紊,一絲不茍,以提高教學質量為核心,整頓教學秩序,處理問題既穩妥又及時。他經常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深受大家的尊重。
1964年,四川大學的“四清”運動以物理系為重點,批判業務較強的教師。但鄭衍芬作為系主任還常在會上講專業知識重要,業務能力強的人才難得,對他們進行適當的保護。
鄭衍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的沖擊,有留美訪英經歷,甚至被錯認為是國民黨要員鄭彥棻。他本人被監管,還曾被迫把家搬到條件很差的一間房中。1976年后落實了政策得到平反。他繼續擔任原四川大學物理系主任,雖因年邁體弱未參與具體工作,但非常關心師生的情況。
1957年,鄭衍芬檔案中的照片(四川大學檔案館藏)
1978年,中國共產黨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撥亂反正。1978年4月12日,九三學社成都分社成立臨時領導小組,四川大學的柯召(組長)、鄭衍芬、徐僖、王永貴和西南研究設計院的徐尚志5人組成領導小組。在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的幫助和支持下,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對在運動中受到批斗和審查的社員,逐一落實,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和身份,并做到妥善安置。鄭衍芬他們對九三學社成都分社的組織恢復、分社重興、社員的思想建設等多方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無私貢獻。
鄭衍芬除了承擔繁重的高校管理、教學科研、九三學社的領導等工作外,還積極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工作。1959年、1963年、1966年,當選為第三、四、五屆成都市政協副主席。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四川省人大代表。1956年、1958年,當選為第二、三屆成都市人大常委。1958年、1963年,當選為第二、三屆四川省人大常委。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9年2月9日,鄭衍芬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參考資料:1.《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理學編》物理學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1-97頁,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沈克琦主編。作者:周仲璧、吳自勤
2.百度百科詞條《鄭衍芬》
3.四川大學鄭衍芬個人檔案
4.《化學系第一位畢業生——劉云浦》,廈門大學化學化工學院,2011年
5.清華大學物理系歷史,清華大學官網
6.重慶大學物理學院簡介,重慶大學官網
7.百度詞條《丁緒寶》
8.山東大學物理學院簡介,山東大學官網
9.《趙忠堯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趙忠堯:我的回憶》,1992年
10.《中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之謎》,中科院高能所,胡升華,2020年
本稿為九三學社成都市委課題《社史研究:九三學社四川大學先賢》(九三蓉發【2022】30號)
本稿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精神傳承弘揚計劃”資助 作者覃建軍
2021年檔案和校史研究專項重點項目資助(課題編號:daxs2021-04)